但无论如何，在认识"社区营造"概念时，无论是了解与此相关的社会运动，还是此后受其影响发展而来的法律制度，其所具有的最基本的要素都在于"公众参与（居民参与）""居民主体"。

[②]2014年6月，欧洲人权法院第一分庭作出最终裁决，认为在本案中，辩方要对控方提交给法庭的专家证据进行有效质证是非常困难的，而针对申诉人的指控又是建立在专家证据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对专家证据的处理方式致使对申诉人的审判不公，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11] 该报告没有指出社团的项目是否属于医疗行为，但是认为被害人S.D.的精神状况有很大可能与她参加的社团项目有关。

最后，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72条的规定，除有特别规定外，对鉴定人适用关于证人的规定。法庭详细审查了控方证明被害人精神错乱与其参加社团项目有直接关系以及社团活动属于医疗行为的两组专家证据，最终排除了控方几份关键的专家证据，认为这些证据不全面、互相矛盾、不可靠，且这些专家鉴定的启动和实施方式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欧洲人权法院注意到，1170号报告针对的是被害人S.D.的精神健康状况。而德、日等国的鉴定人制度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只有在官方机构登记的专业人士才能成为鉴定人。（二）专家证据审前和审判环节的完整展示 对抗式诉讼是公正审判权的一个核心要素，而程序对抗的首要前提是当事方能够知晓对方的证据，并为此开展相应的诉讼准备，这一点对于辩方来说尤为重要。

因此，在随后的阿尔·阿瓦贾与赛耶诉英国（Al-Khawaja and Tahery v. The United Kingdom）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对唯一或决定性规则进行软化，提出了三步检验法：第一步，证人不出庭是否有正当理由。上诉法院不同意一审法院对于证据的评价以及认定某些专家证据不可采的决定。但这些主张其实是存在逻辑问题的。

自1862年至1866年，俾斯麦在预算未获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强行军制改革，发生了长期的预算争议。安许茨对实质法律概念的全部解释都基于这个观点。（二）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的价值 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由议会参与立法权的行使（君主立宪制国家）、乃至独立行使立法权（共和制国家），成为共识。为贯彻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落实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对于现有的行政法规等，应将没有法律根据的行政法规等尽快上升为法律。

二、法规与法律事项的范围 正如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的名称所示，凡有法规内容者，即由法律创造。参见[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8页。

（2）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50] 但二战后的《日本国宪法》确认国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第41条），否定了上述两种独立命令，实行一元立法的构造，承认了法律的法规创造力。[4] 对于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的独立价值、及其与法律保留之间的关系，理论上存在一定争议。据此，关于各部委的任务和职责以及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职权划分问题，不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规定，而应当视为国务院的专有立法权。

不属于宪法第89条规定的国务院权限事项，即便存在法律，国务院也不得制定行政法规。从全国人大与国务院的关系来看，只存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上的专管事项，而没有专属于国务院的管辖事项。改革开放之初，《法学词典》对法规的界定是这样的，法规是指宪法、法律、法令和国家机关制定的一切规范性文件的总称。[53]而法国第五共和宪法实行半总统制，它也承认独立命令，至今仍保有其生命力。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发生分离，制定一般性法规范的部分权力划归立法机关。法规拘束力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一般性。

迈耶将自己的逻辑植根于自由主义的权力分立理论，同时使将国家与私人的关系理解为一种法律关系成为可能。组织规范只是在不同的机关之间分配权限，而与外部的私人无直接关联。

拉班德所理解的法规实际等同于法规范，是关于权利义务的规范，含有法规的法律均应由议会同意。在我国现行宪法之下，法规抑或法律事项的范围究竟依何基准而定，尚需结合我国的宪法典来讨论。虽然这一观念也受到诸多批判，[19]但其界定却又有一定的历史基础，属于另一种意义上的法规。邹奕：《论我国行政法规的宪法基础》，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6期，第88-89页。1982年宪法之后，法令不再是法律概念。[70]第89 条第3、4项分别授权国务院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从我国宪法而言，应将一般性规范作为判断法律事项的标准。[26]而奥托·迈耶或许是认为行政组织具有政治性，而基于法律学的方法原因，在其行政法总论体系中并未处理组织法的问题，体现出忠实于拉班德的一面。

[3] （一）法律的法规创造力的内涵 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迈耶（Otto Mayer, 1846-1924）首次将法治（法律的支配）原理体系化为三大原则，即法律的法规创造力、法律保留与法律优位。既然行政法规须以法律为根据，则应先确定法律的管辖事项，而不能先确定行政法规的管辖事项。

[41] 孙国华主编：《法学基础理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程筱鹤执笔）。在法律未作规定时，因涉及法律事项，在获得法律授权时而作规定，为授权立法。

‘法规在19世纪君主立宪制时代被认为是‘直接限制国民权利、课予义务的法规范，而在民主主义的宪法体制之下，应更为广泛地把握‘实质意义的法律，将其理解为所有一般抽象的法规范大致是妥当的。[74] [日]大石真「立法と権限分配の原理（二）」法学43巻1号15頁。中国现行宪法之下，固然对宪法第89条第1项具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但从历史和规范两个角度来看，以禁止直接依据宪法制定行政法规的解释为宜。简言之，权力分立和民主原则，要求由国会来创制一般性规范，而这一般性规范的体现形式就是法律。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31条明确规定，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这也可以说是法规范或一次性规范与法实现规范或二次性规范的区别。

而这种理解也正是迈耶所批判的对象。[22]所以，迈耶的法规虽然从逻辑上说能涵盖侵害行政与给付行政，但实质上并不包括给付的内容。

[34] 前引20，宫泽俊义书，第175页。在安许茨的理论中，将法规视为对私人自由和财产的侵犯，给付性质的规范不属于法规的范畴。

该思想经由布莱克斯通，在当时汉诺威与英国之间存在共主邦联的助推下，进入汉诺威。而在法律保留原则下，得到授权的行政活动并不会成为裁判规范，而仅为根据法规进行审查的对象。法规一词在学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其内涵和功能的把握历来是行政法学上的难题之一。实质的法律是侵害臣民权利状态的命令，亦即对个人相互间或相对于国家在自由和财产上的占有身份设定界限的命令。

根据明治宪法（1889年）第5条规定，天皇依帝国议会的协赞，行使立法权。行政立法相对于行政行为在数量上并非多数，但从法治国的观点等来看，行政立法是行政行为的上级。

俾斯麦提出欠缺说，宪法规定了国王与国会意见一致的情形，而没有不能一致时的规定，这是宪法的欠缺。与此类似，旧中国除《钦定宪法大纲》承认皇帝的独立命令权、[58]《中华民国约法》承认大总统的独立命令权外，[59]均未承认行政机关具有独立命令权。

他将迈耶的法律支配三原则称为法律之留保（即法律保留）、法律之最强力（即法律优位）及法律之拘束力（即法律的法规创造力）。法规对应的德语是Rechtssatz。